《华严经》经历了较长时期的汇集过程，因而即便是作为全译的两种汉译本，其结构也是有所不同的。
印光大师云:众生沉沦于苦海,必赖慈航救济,而后度脱有期。佛法化导于世间,全仗经像住持,而后灯传无尽。是以之故,凡能发心,对于佛经佛像,或刻或写,或雕或塑,或装金,或绘画,如是等等印造之法,其人功德,皆至广至大,实不可思议也。又云:《大方广佛华严经》者,义理洪深,功德广大,是为三藏十二部经中之王,一切诸经,皆从此经流出。其中妙义,虽用大海为墨,尽未来际,宣扬一句一字之义,尚不能尽。况光之肤浅无知,何能赞扬一二。倘能依之而修,则究竟成佛尚可必得。
友人乔建堂,栎之。山西榆社人,宿有善根,自幼酷爱书法颇具天赋,从昔以来,习练各家字体、临摹古今碑帖从不间断,至今已四十余载尚寒暑不怠乐此不疲。他常以文房四宝为伴钟爱有加,新居四壁遍布各种字画条幅,客厅画筒中、书房阁架上,无不皆是与文学,哲学,书法,绘画有关的资料。满屋中书画墨宝,琳琅满目,不禁让人赏心悦目。其作品笔法流畅,坚劲精秀,着实令人赞叹不已。他常与同道中人参加各种书画笔会、集联题颂共乐其中。有作品曾多次入选全国省市展览并获奖,更有作品远被美国、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国内外收藏家收藏。现任山西省书法家协会会员,山西诗词学会会员,全球汉诗总会理事,是为三晋著名书家。曾有著名学者、书法家林鹏先生称:“他的小楷很精到……草书也颇见功力,是目前有潜力有实力有发展的青年书法家。”
多年来,建堂君临摹抄写、装帧装裱各类大小部头佛教经典、世俗善本书多达数百卷,计逾300多万字。或自行收藏,或赠送结缘,自得其乐。曾先后抄录《妙法莲华经》、《阿弥陀经》、《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等诸多经典。其中将所抄《心经》数十卷分别赠送释界同仁或寄往海内外各大禅林,并曾得到台湾佛光山星云长老回寄《佛教菜根谭》以资鼓励。近于2006年至2009年(乙酉年阿弥陀佛圣诞日至己丑年释迦牟尼佛成道日),历时三年又二十一天,再以书法小楷全本抄就《大方广佛华严经》八十一卷,计逾六十万零四十三字。每于写经时,必先盥洗沐浴、换着净衣、拂拭几案、焚香礼佛,然后工整落笔敬录,虔诚之心,可见一斑。
我与建堂君相处多年,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实属令人钦佩。今谨以此小记聊表赞叹。愿建堂君恭录之大乘法宝,流芳传世,常住娑婆,以其阅者,心生欢喜,得大受用,同沾法雨,共沐佛恩。
拓展：
《华严经》的形成与汉译
《华严经》全称《大方广佛华严经》，或称《大方广佛会经》，亦称《杂华经》、《不思议解脱经》。《大方广佛华严经》经题包含了诸多涵义。“大”就是“周遍”、“包含”的意思。所谓“周遍”是指佛法周遍一切时、一切处，“时”指时间，“处”指空间。所谓“包含”，是指佛法总摄一切，包容一切，即任何事物都在佛心中显现，没有一事、一物、一位众生能够在佛心之外。“方”是“方正”的意思，指此经所讲的义理不偏不倚，真正正确。“方广”也可以合起来讲，指“十二分教”中的“方广分”。此处的“方广”是大乘的代称，与“方等”的含义相同。“大”本来与“方广”的涵义相同，此经题在“方广”之前加上“大”字，表示此经既“大”又“方广”。也就是说，此经总说“一心法界”之体用，广大无边，因而称之为“大方广”。“华”字与“花”字相同，以“花”作庄严，就称之为“华严”。而“华严”与“佛”又构成因果关系，“华严”是“因”，“佛”是“果”，菩萨修习“四摄”、“十度”是“因”，最后成佛是“果”。此经为释迦成佛后第一次说法，在菩提场等处，藉普贤、文殊诸大菩萨显示佛陀之“因”、“行”、“果德”如杂华般庄严，其所说法广大圆满、无尽无碍。总体而言，“大方广”是指所证之法，“佛”为能证之人，也就是证得“大方广”之理的佛，“华严”二字是对佛的比喻。因位之万行如“华”，以此“华”庄严果地。此经除了毗卢遮那佛之外，文殊师利菩萨、普贤菩萨、金刚藏菩萨以及善财童子是其中最为重要、具有重要象征意义的形象。文殊菩萨象征般若智慧，普贤菩萨象征菩萨行。从“华严三圣”的角度解释《华严经》的经题，则是以文殊菩萨的大智，去运普贤的大行，由两者来庄严毗卢遮那佛的清净法身。而〈十地品〉中出面为会众演说十地之法的金刚藏菩萨是菩萨修行中所证之智的象征与化身。〈入法界品〉所塑造的善财童子则象征着以文殊的大智慧，运用普贤行，来证入法界，成就佛果。
关于《华严经》梵本在印度的流传情况，有种种不同的说法。梁译《摄大乘论》卷十五说：“《华严经》有百千偈，故名《百千经》”。[②]“百千偈”就是十万颂。法藏在其《华严经传记》卷一则说，西域传说，《华严经》有三本，其中，上本篇幅之大无法衡量;中本有四十九万八千百偈，一千二百品，决非世人之力所能为;下本十万偈，四十八品，分成六个梵荚，现在西域、天竺流传。中土的两种全译本也只是其节译本。[③]传来中土的完整的《华严经》，除前述两种之外，还有一种大慈恩寺藏本。智俨在《孔目章》中说：“依大慈恩寺华严梵本，检有五百四十一纸叶，……四万一千九百八十颂，余十字。”[④]《华严经》虽有十万颂说，但传来中国的《华严经》梵本，都在四万颂左右。六十卷本的梵本是三万六千颂，大慈恩寺梵本是四万一千九百八十颂余十字，八十卷本的梵文是四万五千颂，藏译本大概也不会超过六万颂。
《华严经》的〈入法界品〉和〈十地品〉是尼泊尔佛教经常传习的九部大经中的两部，其梵本至今仍然存在。十九世纪中，这两品梵文经文，先后流传到印度、英国、法国、日本等国，并且有多种校刊本。
关于大部《华严经》的形成，古代以智升《大唐内典录》卷九的说法为代表，认为所有单行经都是从大本经之中节略而成，并且只是文字的差别而无义理的差异。近现代的学者则持相反的意见，比较一致的意见是此经并非一次集出，大部《华严经》可能是由小部诸品单独流传，然后再经组合组织而成今日所见的大部头经集。此经汉译的历史过程也印证了这一点。
关于《华严经》形成的历史过程，异说甚多，难于取得一致意见。除了此经单行经汉译过程可以作为佐证之外，〈十地品〉与〈入法界品〉的流传时间也是考察《华严经》形成时间与地域的较为有力的证据。
龙树在《大智度论》卷四十九中提到：“此‘地相’如《十地经》中广说。”[⑤]《大智度论》卷五十则提到《不可思议经》之名[⑥]，并且引用了此经中的许多说法。关于《不可思议经》的提法，大多数学者认为应该是指〈入法界品〉，如吕瀓先生就明确说：“〈入法界品〉在龙树的《大智度论》里引用时称为《不思议解脱经》。”[⑦]但是，法藏在《华严经传记》卷一中引用真谛的材料而有不同的记载：
龙树菩萨往龙宫见此《华严大不思议解脱经》，有三本，上本有十三千大千世界微尘数偈、四天下微尘数品，中本有四十九万八千八百偈、一千二百品，下本有十万偈、四十八品。其上、中二本及普眼等，并非凡力所持，隐而不传。下本见流天竺。[⑧]
从上下文看，《华严大不思议解脱经》似乎应该是指《华严经》全文。但是，现今的学者一般以为，在龙树之前，《华严经》的全本可能不会出现，否则龙树在《大智度论》中就不会同时称引《十地经》与《不思议经》。还有，四十卷《华严经》的全名为《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似乎也可以从侧面印证《不思议经》应该是指〈入法界品〉。吕瀓先生认为：“在印度，华严一类经典是当公元第二世纪中顷先流行于南方的。这只要看经文的重要部分〈入法界品〉以福城做根据地，并得到当地的大塔，便可了然。福城即是东南印滨海的驮那羯磔迦城，大塔又就是阿摩罗跋提塔，各有实地实物可考。而从现存大塔的题铭上看，塔建于130年以后，提到它的〈入法界品〉当然更要迟出了。”[⑨]如果这一证据成立的话，〈入法界品〉的成立时间就应该在公元150年左右。
吕瀓是这样描述《华严经》之形成过程的：〈入法界品〉“内容丰富，原来作为独立的经典流行。龙树时代以后，这一经的序文才结合了十方佛土思想而另有开展，就说成祗洹佛会上十方大众集会，而得了‘健拏骠诃’，即‘众会庄严’的名称，(西藏一本保存的原名如此)。大部《华严经》在《兜沙经》、《十地经》的.思想基础上，更结合了〈入法界品〉，发展无尽缘起理论和普贤愿行实践相一致的大乘理论，于是直接用一品的名目来作全经的题号了。”[⑩]印顺法师在日本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三阶段说，可便参考，兹引用如下：“《华严经》是不同部类的综集。集出的时间，应大分为三期：一、初编，如《兜沙经》、《菩萨本业经》等所表示的，在公元一五〇年时，一定已经集成。二、〈入法界品〉与〈世界成就品〉等，《大智度论》已加以引用，推定为龙树以前，公元150──200年间所集成。三、集成现存《华严经》那样的大部，近代学者作出不同的推论，依个人的意见，赞同公元三世纪中说。当然，在大部集成以后，补充几段，或补入一品，都是有可能的。”[11]
关于《华严经》形成的地域，任继愈先生主编的《中国佛教史》甚至认为，“《华严经》当是公元四世纪流传在西域，可能在于阗编纂成集的。”[12]日本持这种观点的学者颇多。近年出版的魏道儒《中国华严宗通史》依据西秦僧人圣坚所译的《罗摩伽经》与〈入法界品〉在善财童子“西行”与“南行”问题上的不同，认为：“与其说〈入法界品〉产生于南印度或最早流行于南印度，不如说它出自印度以外的‘东方界’人士之手。‘东方界’人士为了概括华严经学，借用印度圣地编造求法故事，既涉及到北印度和中印度一些地区，也涉及到南印度的一些地区。此品的产生，不早于公元250年，不迟于六十华严的编集。”[13]魏先生的这一看法颇为新颖，但不知是否考虑过龙树已经看到〈入法界品〉这一证据以及汉译《罗摩伽经》翻译的时间为公元三八八年至四一二年之间。从前者而言，将〈入法界品〉定为最早形成于公元250年，是有些问题的。从后者言之，也存在《罗摩伽经》与现存的〈入法界品〉同时形成流通的可能。另外，魏先生断言〈入法界品〉晚出的理由之一是“普贤行”部分形成的时间须早于〈入法界品〉形成的时间，而关于“普贤行”部分的形成时间现今更缺乏能够服众的说法。而李富华先生则这样评论：“这些观点虽然都有一定根据，但并没有确凿的证据，有待新资料的发现和进一步的考察。”[14]本人以为，尽管从现代学术的严格要求来说，确实有数据的不完整性问题，但诸说之中，大多数学者所确定的形成于于阗的说法最为可靠。
《华严经》完整的汉语翻译，有三大部：
第一部为东晋佛陀跋陀罗(359-429年)所译的六十卷本(起初分为五十卷)，分三十四品，名《大方广佛华严经》，简称为“晋译本”或“六十华严”。译经的事迹，如《出三藏记集》卷九〈华严经记〉说：
《华严经》胡本，凡十万偈。昔道人支法领，从于阗得此三万六千偈。以晋义熙十四年，岁次鹑火，三月十日，于杨州司空谢石所立道场寺，请天竺禅师佛度跋陀罗，手执梵文，译胡为晋，沙门释法业亲从笔受。时吴郡内史孟顗，右卫将军褚叔为檀越，至元熙二年六月十日出讫。凡再校胡本，至大宋永初二年，辛丑(应是“辛酉”)之岁十二月二十八日校毕。[15]
此中，也许是笔误，将“佛陀跋陀罗”称之为“佛度跋陀罗”，其实指的是同一个人。《华严经》的梵本，号称十万偈，但“晋译本”的梵本，仅有三万六千偈。这部梵本，是支法领从于阗取回来的，如《高僧传》卷六所说：“初，经流江东，多有未备，禅法无闻，律藏残阙。(慧)远慨其道缺，乃令弟子法净、法领等，远寻众经，踰越沙雪，旷岁方反，皆获梵本.”[16]依《高僧传》所说，支法领等去西方取经，是禀承慧远的命令，去的不止一人，弟子们分头去寻访，也各有所得，所以说“皆获梵本”。《华严经》梵本，就是支法领取回来的。僧肇在答刘遗民的信中也说到这件事情：“领公远举，乃千载之津梁也!于西域还，得方等新经二百余部”。[17]大抵慧远在江东，所以经本也到了江东。恰好禅师佛陀跋陀罗到了江东，就在建康道场寺，将《华严经》翻译出来。从义熙十四年(418年)三月，到元熙二年(420年)六月，才全部译出。
第二部为唐实叉难陀(652—710年)所译，凡八十卷，分三十九品，也名《大方广佛华严经》，简称“唐译本”或“八十华严”。译经的情形，如《开元释教录》卷九说：
沙门实叉难陀，唐云“喜学”，于阗国人。……天后明扬佛日，敬重大乘。以《华严》旧经处、会未备，远闻于阗有斯梵本，发使求访，并请译人。实叉与经同臻帝阙，以天后证圣元年乙未，于东都大内遍空寺译《华严经》。天后亲临法座，焕发序文;自运仙毫，首题名品。南印度沙门菩提流志，沙门义净，同宣梵文。后付沙门复礼、法藏等，于佛授记寺译，至圣历二年己亥功毕。[18]
“唐译本”的梵本，也是从于阗请来。译主实叉难陀为于阗人。译经的时间，为证圣元年(695年)到圣历二年(699年)。据《华严经疏》说：“于东都佛授记寺，再译旧文，兼补诸阙，计益九千颂，通旧总四万五千颂，合成唐本八十卷。”[19]比对两种译本，“晋译本”的〈卢舍那佛品〉第二，“唐译本”译为〈如来现相品〉第二到〈毗卢遮那品〉第六，分为五品。这一部分，“唐译本”要详备些。“唐译本”〈十定品〉第二十七，“晋译本”缺;二译的重要差别，是晋译缺了这一品。两种译本相比较，一共相差一会五品。
第三部为唐般若(734年—?)译，四十卷，名为《大方广佛华严经》，简称为“四十华严”。这部经虽题《大方广佛华严经》的通称，而内题《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实际上只是“唐译本”第三十九〈入法界品〉的异译。这部经的梵本，是乌荼国王于唐德宗贞元十一年(795年)奉献给唐帝的。次年六月，在长安崇福寺翻译，到贞元十四年(798年)译成。此译本最重要的是第四十卷，后来作为单行本流通，被称之为《普贤行愿品》。
上述三大译本之中，“六十华严”和“八十华严”为全本，而“四十华严”只是〈入法界品〉的异译本。此外，《华严经》的某一品或某一部分单独译为汉语的也很多，法藏在《华严经传记》卷一中列举了三十五部[20]。这些别译本现今大部分都保存了下来。